朝鲜战争后，一部分在解放战争中投诚的原国民党军人再次“变节”。 有些人是被胁迫，有些人是很急切，在一部分人回到了大陆时，这些志愿军战俘到了台湾。(资料图片)

　　■仅三分之一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

    从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蒋介石便无日不冀盼能参与战争,希望美国能助其一臂之力以打回大陆,但是这种念头终究落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在近3年的战事中，新中国将主力部队70个军中的40个军投入到朝鲜战场，将近130万人在狭小的半岛上与具有强大火力的美军周旋，难免付出相当的死伤代价。至于战俘方面，美军与南朝鲜军被俘5万人。其中美军约9000多人。北朝鲜军包括了朝鲜战争初期溃败的高达13万人，志愿军战俘则在2万人左右，其中被俘最多的是第五次战役，有1.7万多人被俘。

    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最早被集中在巨济岛，后又安置在济州岛。由于战俘营由美军直接掌控，并毫不避讳地协助国民党人员进入战俘进行收买、分化和煸动。台湾驻韩国“大使”王东原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共义士争夺战”。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战俘“交换完毕”。但是，美军手上尚有14235名志愿军战俘未被遣返，美方称这些战俘自已拒绝返回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两边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在分界线以北的“北营”尚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分界线以南的“南营”中有22604名中朝军队战俘，其中中国战俘14704人，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中国战俘只有14235人，之所以多出400多人来，是因为其中混入了由台湾“国防部政治部”派来“争夺反共义士”的专职特务，他们千方百计在被俘志愿军中做策动工作，甚至不择手段。

    1953年10月2日，志愿军战俘张子龙拒绝参加反共游行，在遭受毒打后被剖腹挖心，还强迫战俘们分食从他身上割下的肉。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张子龙事件”。

    中美最后就这些战俘去向问题达成了协议，即采取自愿原则。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新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有90天的时间对志愿军战俘进行调查和说服的“解释”工作。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用胁迫手段，所有战俘的选择确实是出于自愿的。

    在印度代表主持的解释营帐中，战俘们依序进入解释营，分别聆听中共代表与美军代表的解释，最后战俘们做出决定，回大陆的由中共代表的这边出口出去，去台湾的则由美军代表这头出去。3个月后，所有战俘均完成解释“工作”，大约有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回大陆，去台湾的则有1.4万多人。至此，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共两万多战俘，只有1/3返回大陆。

    ■赖名汤参与运送战俘的“洛逊计划”

    1954年1月20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由联合国军负责把这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运送往台湾。当年任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赖名汤负责该次行动。

    赖名汤，江西石城人，国民党空军出身的将领，曾任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要职，是台湾两蒋时期特别倚重的将领。

    据赖回忆，1954年1月，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周至柔交待他，蒋介石决定要他率领一个小组赴东京美驻日统帅部交涉，将1.4万多名朝鲜战争中国籍战俘运到台湾。赖名汤当时颇感突然，因为策划战俘“反共”的工作一直是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和“外交部”办理。他立即和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外交部长”叶公超研究。3天后，赖名汤带领工作小组出发赴东京，与驻日美军统帅赫尔上将协商，得到美方面授机宜，赖名汤到达韩国汉城后，参加了在汉城效外美军一个师司令部内举行的美国、韩国、台湾三方联席会议，商讨合作运输事宜。赖名汤第八军军长泰勒上将等多名美军将领，韩国军队参谋总长白善驿也率人参加。赖名汤承认美国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具体行动由美军一位旅长洛逊上校负责，计划也被称为“洛逊计划”。后勤保障由美军后勤司令部一位少将负责，海上运输保障还动用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与空军第五航空队。

    在志愿军战俘出发前，赖名汤策划让这些战俘发布一项宣言，以他们的口气，向全世界宣告“投奔自由，反抗中共暴政”的愿望。多年后他承认，其实这篇以“反共义士”名义写的宣言是他亲自撰写，完稿后发加台湾由蒋介石核定，再油印成稿，译成英文，向新闻界广泛散发。当时西方各国报纸都刊登了这篇“宣言”。

    1954年1月23日，1.4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全部换上国民党军装,于凌晨3时许,分乘225辆美军大卡车,离开中立区印度村.上午8时起由韩国仁川港搭上16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地驶向基隆.联合国军统帅赫尔上将、美方第八军军长泰勒、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生以及美国驻韩国大使都来视察，显示这完全是美国主导的行动，惟一显示与台湾相关的是台湾主导的行动，惟一显示与台湾相关的是台湾出动海军5艘中字号登陆舰。为了迎接这一刻，国民党动员了许多欢迎群众，开启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把来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称为“反共义士”，并将1月23日这天定为“自由日”。

    1月25日，这批船舰抵达基隆，岸上即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挥旗欢迎。上岸后这些志愿军战俘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均有民众燃放鞭炮。

    能成功策动1.4万多志愿军战俘来到台湾,对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的确是一件“喜事”。赖名汤回忆他一回到台北就受到蒋介石接见的情形：“他要我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将运送反共义士的经过提出报告，我一一提出详细报告，总统（蒋介石）面带笑容，频频点头。他说看过我以反共义士名义撰写的宣言，说很好。”赖名汤还承认之后自已升迁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要职，成为台湾两蒋时期特别倚重的将领，都与这次接运战俘返台的表现不无关系。

    志愿军战俘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军”基层监视使用。此后再也没有人提起。

    ■志愿军战俘去台的原因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呢？从解放军成员的结构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49年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敌我兵国消长对比》资料显示，1946年7月，解放军与国民军军兵员比较为120万人对430万人，1949年6月则成为解放军400万对国民党军149万，国共内战三年中，双方军队几乎是以每年70万至100万的兵员呈现互为消长之势。解放军兵员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国民党的战俘。

    这些解放军中的前国民党军人虽然经过共产党的清查，但并没有清除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复杂因素。在解放军军威如日中天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优劣之势极为分明时，这种复杂的心理被无可置疑的生存选择淹没．不过在意外的状况下，他们成为美军的战俘，而国民党在台湾似又出现新的生机时，这种心理的复杂性便瞬间浮现了，加上国民党人员直接面对面地煽风点火，新的偏向就产生了。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绝大部分都是原国民党官兵，就跟过去国共内战中那些随着战况无奈地在国共两军中跑来跑去的人员一样，他们希望通过美军力量的保证，再回到他们熟悉的国民党部队中。

    当然，也有少数志愿军战俘并非原国民党军人，而是有革命资历的共产党干部，或许因为累积了长年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极端世故，他们判断即使回大陆也将面临困难的处境，组织上不可能再信任他们，更不可能重用他们，有关的政治审查恐将永无休止。因此还不如靠到国民党这边，凭着一点被利用的价值，虽谈不上荣华富贵，但估计相对地安全。

    40 年后，两岸局势又换了人间，国民党老兵开始返回大陆探亲，大陆政府则明令地方单位盛情招待，去台的那1 . 4 万多志愿军战俘，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从国民党军中退伍，文化层次较低者终生清苦，以劳力糊口，文化层次较高、较有本事者，则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成了公司的老板。一些前志愿军战俘如今以台商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回到大陆本乡，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来源：《文史博览》）

被俘时的他们

1953年10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一名中国志愿军战俘，用血书向“联合国军”表示要去台湾。

1954年1月25日，抵达基隆港的志愿军战俘，他们已经换上了国民党军军服。

1954年1月26日，台湾一位妇女与卡车上的志愿军战俘握手。

1954年，志愿军战俘陈永华在台湾与分离八年的母亲团聚。 陈永华原为国民党军台湾籍士兵，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所俘，并参加人民解放军，在入朝作战时被“联军”俘虏。